纯粹不成文的和惯例性的典则的牢固建立是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

因此，私人关系绝对不能够以与国家与其公民的关系同样的方式被规制，因为，在国家不存在的场合，我们关于中立性和公正性的期待状态也不存在。这种传统正如有的学者所阐述的那样：基本权利的功能与过去两个世纪中得到发展的公、私法分立密切相联系。

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在司法中和理论上给出这种背离的正当性理由。这种影响应当首先实现私法一般条款（general clauses）的具体化，但是在对每一个私法规范进行解释时，也可以超越此界限被适用，并且在具体案件中能够被扩展到用来证明超越法律的字面含义的裁决的正当性。因此，最高法院断定田纳西中学体育协会的行为因存在它和田纳西州之间的普遍的纠缠而构成国家行为。根据国家强制标准，当国家强迫或支持一个私人组织从事被诉行为时，该私人组织行为就属于国家行为，因而就适用有关宪法权利规范。[1]（P71-72）在美国，宪法具有私人效力的趋势，一方面，反映了司法机关对私人组织从事国家行为的一致反感[9]。

这些价值不仅是个人的特定权利，而且还是一般法律秩序的组成部分，不仅对可能处于某种与国家关系中的个人有利而且还和所有的法律关系具有关联性。在这三个案件判决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定的宪法权利规范能够适用于私人组织行为的三个检验标准分别为：共生关系标准（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test）、公共职能标准（the public function test）和国家强制标准（the state compulsion test）。但遗憾的是，我国离税收国家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

进入专题： 税收国家 宪政 。与西方税收国家财政收入几乎全部来源于税收不同的是，我国除了税收收入以外，还存在着一个庞大的非税收入，其数目几乎相当于正式的税收收入，这些非税收入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还游离于预算甚至正式的财政制度之外。另一方面，由于法律与公共政策由国家制定，国家如果控制资源参与竞争，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必然发生行政垄断、扭曲市场的价格与资源配置机制，最终摧毁市场的悲剧性结果。政府征税并不是无条件的，其前提是必须向公众提供公共福利，税收必须真正地用之于民，税收作为人民与政府社会契约的对价而存在，政府必须以优质的公共服务来换取纳税人的纳税支持。

因此，传统的意识形态宏大叙事应当让位于民主的细节与具体的法治，税收国家逻辑中的政府中立、不干预微观经济、尊重私人财产权、纳税人为王等内容应当成为我们下一步政治体制体制改革的方向。二是在各地形成了一个个土地战场，官民对立现象较为突出，群体性事件甚至极端事件频发不止，造成民心疏离、政府合法性资源流失。

而税收国家则是指政府不直接经营产业，赢利事业均交由社会来进行，政府的收入来源于税收，当今西方法治国家均为采取税收国家形态。表现之一为土地财政，1994年中央政府单方面决定的分税制，实践证明并不符合央地财权与事权统一的原则，地方事权多而财权少，中央政府则反之。事实上，当前我国GDP保持增长主要依靠的是政府的投资推动，GDP虽得到增长但普通民众的生活却并未得到明显的改善，甚至在通胀的压力下还有所下降。税收国家财政收入就是税收收入，财政支出就是税款的使用支出，国家的活动就是围绕着征税和用税进行的。

以上争论，长期以来一直聚讼盈庭，难以率尔定论，但显而易见的是，熊彼特的观点为现当代西方政治经济的主流。此外，国家征税必须有度，必须尊重纳税人的纳税意愿，并保持其经济能力，即必须遵守税源保持原则， 纳税是对人民宪法财产权的限制而非剥夺，立法者仅得依据宪法限制人民基本权利，但不得制定具有扼杀性效果的税法，一旦超越此界限，纳税人的纳税意愿及纳税能力必然减退，甚至一个社会中的精英纳税人纷纷选择用脚投票，最终税收的源泉与基础势必枯竭、毁灭。以上三种形态的国家类型，体现了三种截然不同的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形态。虽然广大纳税人对政府官员三公消费、权力自肥、贪污浪费等现象深恶痛绝，但由于知情权、监督权的缺乏，目前尚难以对之进行有效的扼制。

针对葛德雪的以上观点，1918年熊彼特发表了《税收国家的危机》一文，指出税收与现代国家同时产生，密不可分，它们都存在于私人经济基础之上，现代国家机构和形式实际上根源于其财政上的使命，国家财政支出越高，就越需要依赖于个人追求自我利益的驱动力，因此他旗帜鲜明的反对国家进入私人经济领域干预私人财产与生活方式。这种人民义务的减少，正为宪法上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权利创造前提条件。

换言之，通过纳税，一方面使国民与国家之间发生联系，同时使国民与国家之间产生距离，为法治国家创造条件，即人民得保有私经济自由领域，得以自行选定目标，自行求其实现，而得以扩展私人与社会的发展空间。税收国家的逻辑结果是：首先，政府必须尊重与保护私人产权。

税收国家这一概念，来源于一战后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与财政社会学家鲁道夫·葛德雪的一次著名的论战。表现之二为除税收外，还存在着名目繁多的各种收费、罚款，个别地方政府甚至公然出卖违法权，实践中钓鱼执法、养鱼执法现象并不鲜见，前不久沈阳有关部门大肆对经营者罚款导致大量商铺关门即为适例。另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税率等税收实质性要素的制订和修改权往往掌握在财税部门手里，例如2007年财政部突然宣布上调股票交易印花税，导致股市风云突变。2、财政收入体制有待进一步理顺。强制征地、拆迁造成的后果严重，一是形成了高房价，绑架了经济、绑架了人民的幸福。小政府、大社会是税收国家的基本结构，在税收国家纳税人真正实现了对政府的控制，因此不可能发生政府官员骄奢淫逸、挥霍浪费纳税人血汗的情况

奥巴马赢得了53%的选票，但是下一年，他可能会上浮或者下探25个百分点。（Elena Kagan, Presidential Administration, Harvard Law Review, Vol. 114, 2001）简单地说，总统如今已经可以不通过内阁进行统治，而是将全权集中在白宫内。

例如，法律意见办公室会有超过20位的总统任命者。借用阿玛为《哈佛法律评论》第114卷撰写的卷首语，阿玛的就是好是为了彰显出宪法文件（document）和司法学说（doctrine）之间的真实差距。

二元民主的宪法设计旨在让人民现身的高级法政治变得更缓慢一些。这本正文仅188页、脚注却长达70页的专著已然表明，阿克曼教授仍然是一位严肃的宪法学者，而不是一位故作惊人论的公共知识分子甚至畅销书作家。

而且，民调是一种有效得多的呼喊形式，这是因为它看起来以严肃社会科学的冷静理性的发现取代了群众歇斯底里的视觉形象。已如前述，总统制在民主转型过程中的制度失败可以说是比较政治学内已经形成的一种准共识。有鉴于中国在共和探索的道路上所历经的曲折，这种迷思在中国语境内的弥漫事实上值得以专文进行反思。三、宪法正当性之辩：阿克曼 vs. 施米特阿克曼曾在他的《我们人民》多卷本内提出了一个关键的宪法概念：宪法时刻（constitutional moment）。

无独有偶，民主理论大师达尔也曾在前述专著中指出：虽然我崇拜本杰明·富兰克林，但我认为他对于电的认识压根比不上现在的电气学院的一年级学生……事实上，在那第一次著名的风筝试验中，富兰克林没有被雷电电死已经是万幸。（Bruce Ackerman, The Failur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Jefferson, Marshall, and the Ris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全国性的政党和竞争性的选举出现后，总统很快成为了一个平民主义的职位，成为了人民的声音，在宪法时刻内成为历史的推动者。

而阿克曼在本书中又再一次强调，他的宪法时刻概念决不应被理解为一个转瞬即逝的时刻。但制宪者的理论破产并不必然意味着总统会成为共和国的毁灭者。

但总统治下的政府却在20世纪内发生了一种结构性的转变。在美国的宪制结构内，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同时也是政府的首脑。

林茨的长文《总统制民主或者议会制民主：这会造成差别吗？》早已成为比较政治学内的必读经典。（Bruce Ackerman, We the People: Found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在1999年的《新分权》一文中，阿克曼在比较宪法学意义上反对美国输出它的总统制，主张新民主国家借鉴德国在二战后建立的有限议会制（constrained parliamentarianism）。这些媒体专家可以设计出针对不同群体的不同宣传，再辅助以社会科学性的民意调查，从而回应、控制、塑造、并且在必要时候煽动群众性的民意，推销总统的极端政策。而且，在内战结束后，美国宪法学的内部也存在着（宪法）历史已经终结的福山式论调。

但即便是在这时，阿克曼也承认总统制在美国是一种成功：虽然（总统）体制在美国运转地非常之好，但总统在别国被证明不亚于一场灾难。其次，总统不仅是一个职位，还是一位活生生的人。

（Bruce Ackerman, The New Separation of Powers, Harvard Law Review, Vol. 13, 1999）而到了2010年，阿克曼已经敲响了警钟，如果再不进行宪制的改革，总统制在新世纪内极有可能毁灭美国的共和国传统。在这里，美国宪法就是好不是为了以制宪者的伟大反衬法官的渺小，而是以美国宪法的先进彰显其它国家宪法的落后甚至是邪恶。

例如，中国法学界非常熟悉的凯斯·桑斯坦目前就担任着白宫的信息与规制事务办公室的主任。新保守主义者甚至鼓吹，在国家安全领域内国会应当甘做总统军事行动的橡皮图章。